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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羌族民俗文化透视羌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变迁!  
      发布时间:2013-07-10     点击次数:1425  
   
 

神话、传说是一个民族的“民众历史”,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往往折射出一个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 透过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它不但向世人展示了古老的思维方式和表意方式,更向世人展示了人类生活尤其是历史记载甚少的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

一、羌族的“女神”时代

  羌族创世神话《木姐珠与斗安珠》中记载,天神“木比塔”的三女儿“木姐珠”是个聪明伶俐,勇敢善良的仙女。 她来到人间赢得了心地善良的“斗安珠”的爱情后,便帮助“斗安珠”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终于与“斗安珠”喜结连理。 羌人就是女神“木姐珠”的后代。 “木姐珠”有着独立的神格,也被视为民族的始祖神、保护神,具有崇高的地位,是原始羌族崇拜的对象。 这些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羌族女性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 这也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解释。 因为在人类早期,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具有优势:一方面体现在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上。 在人类社会早期,女性和男性在生活资料的生产上并没有明显的分化,只存在自然分工的不同。 男性狩猎、捕鱼、防御野兽;女性则采集果实、制作衣食;男女处于原始的平等状态。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女性渐渐地占据了优势,这是因为男性从事的渔猎活动有相当的盲目性和偶然性,其收获不能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而女性从事的采集劳动则有相对的稳定性,收获可以成为氏族成员生活的主要来源。 在生产成果的差异上,无疑使女性优势得到了最初的确立。另一方面,女性在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中也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原始先民们在维持自身基本生存需要的同时, 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人自身的生产上,因为原始人类生活条件极差,人口的死亡率高、存活率低、寿命短。 劳动力的再生产对于氏族的兴旺、社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由于女性对人口生产、氏族繁衍有着特殊的贡献,加之,在原始先民们看来这种只有女性才能进行的生育活动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因而女性便成为了人们崇拜的偶像, 被尊为 “女神”。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样:“神话传说中的女神地位,表明早期女子还享有比较自由与受尊敬的地位”。

二、羌族“女神”时代的衰落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和畜牧业进一步繁荣, 身强力壮的男性逐渐成为了社会生产的主力,从而取代女性占据了人类生活资料生产的优势。 与此同时,人类自身生产的不可思议性也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失去了它固有的神秘,原始群婚制中那种“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现象也随着人类婚姻形式的改变而得到改变,使男性确立了自己在人类自身生产中的地位———比女性更重要的地位。 男性在两种生产中优势的获得,就使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衰落,父系氏族社会开始确立。 这就意味着女性那种“女神”的地位已经受到挑战,这一时期的羌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经开始下降了。 具体可以从后来流传于羌族地区的另一神话传说《兄妹成婚》中了解
到,羌族的天神木比塔要惩罚人类,发洪水淹没了羌人,只有兄妹俩躲进了南瓜之中逃脱,洪水退后,天神授意兄妹成婚,然后才有了现在的羌族人。 我们可以看出:“男性主神发动洪水的目的已经非常清楚,那就是要毁灭女神们的后裔,以便按照自己男性的意志重新塑造人类。 ”

  正是因为创世权或者说是创生权对于男女先民来说具有决定自身地位的重要性, 很多民族才会有“产翁制”、“不落夫家”、“舅权”等民俗的产生。 羌族有着抢亲的习俗,可以说这就起源于在母系制向父系制过渡阶段中女性对婚姻的从夫居住和男子独占的反抗。 同时,在羌族社会中,至今仍然流传着“天上的雷公、地上的母舅”的言语,虽然这代表的仍然只是男性的利益,但把这可以看作是母系制反抗父系制所做的努力却是不可否认的。

三、被“囚禁”的羌族女性随着父系氏族的确立 
 
  女性那种以自然优势建立起来的“女神”地位开始下降,并在这之后,“母亲被贬低为女仆和保姆,而权力和权威为父亲所有,他再将之传给后人”。女性丧失了“女神”时代的自豪与骄傲, 并由原始意义上的女神变成了文明意义上的奴隶。在羌族地区,流传着《瑕支姑娘盗天水》的故事,传说天神“木比塔”有两个儿子来到人间,看到一派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景象,便心生嫉妒,就假传天神旨意给雷公、电母、雨神、风婆放三天假。 天上三天,人间三年,三年干旱使大地上的植物死了,江河枯了。 仙姑瑕支便不顾自身安危,悄悄跳进天池将其打通,地上便降雨了。 这事被神“木比塔”知道了,首先问了两个儿子的罪,然后也将瑕支仙姑打到九顶山下岷江河边,起石塔一座压住。在羌族地区, 这种类似的神话故事还有很多,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做了好事的女神或者是女性。但是,在男性统治时代,她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奖励,相反,因为她们没有按照“天规”,也就是男性世界的规则来办事,这就犯了一个大忌———触犯了男性的尊严,因此理所当然她们也只能受到惩罚。同时,在羌族地区,女儿是不能被直接列为继承人的,如果将女儿列为继承人她很可能将父亲家的财产带到夫家,所以,在羌族“唱婚嫁”歌中的《母齐》中说到:“古今婚嫁大不同,不同之处说根由。 从前羌人男也嫁,男子赘入女子家,但因女子无体统,三脚上面擦鼻涕,虱子三脚上面掐,吃饭猪狗坐上方,这样一来可不该,天神发怒罪难逃。 父母责备她不改,无可奈何另安排:从此乃将制度改,男子娶女到男家。 ”

  这首嫁歌体现了羌族婚姻习俗的转变。 在男性看来,女性犯了如此多的戒条, 并在父母责令下都知错不改,无奈只好由男神出面将以前的居从习俗改掉, 这样,女性不但要承受来自男性的全面压抑,还要承受造成这种压抑的罪责。 羌族女性已经没有了自己选择婚姻的权利,婚姻的缔结是在家族的控制之下完成。

四、徘徊在“边缘”的羌族女性

  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曾经说过:“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话语权,权利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 ”在人类话语权上男性占统治地位,女性的语言被称为“无势力语言”,男女在语言使用上反映的性别差异体现了男女在社会上地位的不平等。 话语权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有无发言权、参与决策权。 由于受到汉族“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羌族女性的地位低于男性,出嫁前从父,出嫁后从夫。 她们不能享受与羌族男性同等的待遇。 比如,家中有客人到来,一般只能由男性相陪,同时,村寨中的大小公务女性不得参加,村寨中的宗教活动女性就更是不能参与了,就连家中有产妇的男性也不能参加。 更有羌族民间故事中讲到:“三国时期, 诸葛亮攻打羌族地区时遇到羌族女性聪明伶俐、骁勇善战,久久不能攻破。 于是诸葛亮心生一计,用计谋将一张绣花围腰送给领头的羌族女性。 当这个女头领将绣花围腰系上之后,她马上变得欣喜若狂,顿时和部下一起卸下武器开始学习了绣花,与此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 年8同时她也不再如以前那般聪明、骁勇。 ”这个故事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造成羌族女性的“失语”和“边缘”地位,是在男权之上的文化背景中形成的,而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语言模式和行为模式。羌族的“毒药猫”可以说便是这种文化影响的集中体现。 在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普遍流传着“毒药猫”的说法。 他们认为,“毒药猫”能幻化成各种动物,并在半夜时分出没到处害人的人, 几乎都是女性,而受害者大多都是男性。 “毒药猫”每人都有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各种动物的毛。 她们白天与常人无异,到了晚上要出去害人时,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什么动物的毛就变成什么动物。 但是,在流传的有关“毒药猫”的故事中,大多数“毒药猫”最后的结局都是被自己的丈夫或者是其他男人制服。 据说,“毒药猫”在二月和八月最为活跃,只要和她们稍有接触的男人或者小孩都要被毒害,尽管如此害人,羌民还是认为“毒药猫”在村寨中是不能或缺的,因为无毒不成寨。 他们认为,如果村寨中没有了 “毒药猫”, 村寨的水都是不能喝的。 正如拜伦所谈到的那样,“女人身上叫人可怕的东西,就是女人是祸水。 我们既不能与她们共同生活,又不能没有她们而生活。 ”因为“当男人看护女人入睡时他是极力想去了解她, 可是当女人在看男人睡觉时, 心里则是想着把什么样的酱油浇在男人身上,吃起来会更好吃。 ”当村寨中出现了一些灾难,而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感到恐惧但同时又无法了解真相时,“毒药猫” 便成了这一事件的代罪羔羊, 成为了牺牲品。

五、重获“新生”的羌族女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羌族女性在政治、经济、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地位状况已绝非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地位状况所能比拟。 羌族女性的择偶方式已经不再是“怀抱亲、还骨亲”,已经告别了那种“六月麦子正扬花,丈夫还是奶娃娃,哪天等得丈夫大,落了叶子谢了花”的不平等婚姻模式;羌族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也摆脱了依附状态的存在,曾在羌族地区流传的《苦媳妇》、《柏木水桶三道箍》等反映羌族女性家庭生活的“诉苦歌”已经很少听到,取而代之的是反应羌族女性生活乐趣的《羌家姑娘爱彩绣》等歌曲。 更值得一提的是,羌族女性已经开始参加本民族传统的祭祀活动。 长期以来,在传统的羌族社会里, 羌族女性都被各类宗教活动排斥,她们是绝不能够参加“转山会”这类羌族最高规格的祭祀活动。 同时,羌族地区为羌族女性设置的一系列“禁忌”也开始有所改变,羌族女性不能在家分娩的禁忌已经被打破。综上所述,羌族的民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羌族女性从古至今的地位变迁。 随着羌族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羌族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羌族女性的社会形象也有了较大的改变。 但是,羌族女性的社会地位仍然无法同羌族男性相提并论,其实际状况离男女平等”、“半边天”的标准相去甚远。(转自中国羌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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